錢鍾書先生書信兩封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錢鍾書、陳子展、鄭朝宗等著名學者寫給我的大學老師張俊才先生的書札。彼時，張老師正師從薛綏之先生攻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課程，并在薛先生的指導下編選《林紓研究資料》。上述幾位學者都對林紓有過研究或有較多的了解，因此，張老師便不時向他們請教，有時也將自己編寫的資料乃至后來完成的學術專著呈請他們指正，于是就有了這些學者給張老師的書札。

捧讀這些浸染著歲月風塵的書札，我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我首先被這幾位學者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謙遜的處事準則與高卓的品德風范所感動。他們都是譽滿華夏的一流學者，而張老師當時還僅是一位在讀的研究生。但他們對張老師提出的疑問和要求卻都一一解答，態(tài)度是那么認真負責，作風是那么平易親切，想來張老師當年讀著這些來信時，一定有如沐春風之感。同時，我又為當下我國源遠流長的尺牘文化的零落而感到悲傷。過去人們異地之間的交往，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尺牘亦即書札。尺牘不僅融應用性與文學性于一體，而且由于是手寫因而必然以其獨有的方式呈現(xiàn)出書寫者的學養(yǎng)、情趣、個性乃至音容笑貌。唯其如此，傳統(tǒng)尺牘的問候語中常常有“見字如晤”一語。然而，在當下資訊極為發(fā)達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的手寫紙質(zhì)書信幾近絕跡，傳統(tǒng)的尺牘文化也隨之黯然地落下帷幕。這或許是歷史進步必須做出的犧牲？然而這畢竟太令人傷感了。于是，捧讀張老師保存的這些前輩學者的書札，我忽然感到自己是在出席一種儀式，一個憑吊即將逝去的尺牘文化的儀式。

征得張老師的同意，我將這些前輩學者的書札介紹如下，以便大家都能對這些曾經(jīng)的學界泰斗作一次“見字如晤”式的拜訪。

張老師保存的錢鍾書先生書信共兩封，分別寫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和七月十七日。

一九八〇年九月，時年三十五歲的張老師從塞北張家口來到地處魯西的山東師院聊城分院，師從薛綏之先生攻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課程。入學不到兩個月，薛先生在參加了“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的編選會議之后，便將自己承接的林紓研究資料的編選任務交由張老師完成。林紓是清末民初中國最負盛名的文學翻譯家，胡適曾稱他是“中國引進西洋文學之第一人”。林紓一生翻譯的外國作品多達一百八十余種，其中有近五十種都是世界名著，因此林紓又有“譯界之王”的美譽。但是，由于林紓不通西文，他的翻譯方式是請他人口譯，自己則“耳受手追”。這樣，林紓的翻譯對外國作品就有了兩層迻譯的過程：一層是口譯者將西文迻譯成中文口語，另一層是林紓再把中文口語迻譯成文言文。加之與林紓合作的口譯者外文水平也有高有低，因此林紓的翻譯確有不少缺陷，最主要的是對原著時有刪節(jié)，有的地方譯得不夠準確。但是，由于林紓本人是文學家，他能以文學家對文學獨有的敏覺去感悟西方的文學作品，這又使得林紓的翻譯從總體上看有較高的文學水準。“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林紓曾挺身而出，反對新文化陣營全盤否定文言文和儒家文化的主張，遭到了新文化陣營的嚴厲批判。此后，常有人隨意夸大林譯的缺點，把它說得一文不值。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錢鍾書先生發(fā)表了一篇廣有影響的論文《林紓的翻譯》。錢先生這篇論文從翻譯的最高境界是“化”、翻譯能起的作用是“媒”、翻譯難以完全避免的弊病是“訛”、林譯的“訛”既源于對原文的刪節(jié)也包含有對原文的增補、林譯的文體并不是狹義的古文而是富有彈性的文言等不同角度對林紓的翻譯進行了全面精辟的論述。他特意指出：“林譯除迭更斯、歐文以外，前期的那幾種哈葛德的小說也頗有它們的特色。我第一次發(fā)現(xiàn)自己寧可讀林紓的譯文，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簡單：林紓的中文文筆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筆高明得多。”讀了錢先生的這篇論文后，張老師十分欣喜。他不僅決定要將錢先生此文收入他正在編選的《林紓研究資料》之中，而且給先生寫信，匯報自己目前所進行的工作，期望得到先生的指點。不久，張老師編成了《林紓研究資料目錄索引》，這也是必須收入《林紓研究資料》之中的一個材料。為了使自己編寫的《索引》盡可能完備，張老師特意把它油印出來，發(fā)給全國包括錢鍾書先生在內(nèi)的諸多學者請求審閱補正。于是，這就引來了錢先生的如下兩封來信。錢先生第一封信寫在《文學評論》的信紙上，從右至左，豎寫，內(nèi)容如下：

俊才同志：

所內(nèi)轉到來信和資料，方知你以前曾寫信給我，我沒有收到。有關林紓的問題，我已十多年未接觸。我當時寫那篇文章，就感覺到一切寫林譯的文章，都有兩個缺點：（一）對于西文原著缺乏認識（更談不上研究）；（二）對于中國的文言文缺乏認識（也談不上研究）。希望這幾年來在（這）兩點上有所改進。我那篇文章收在七九年出版的《舊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比在刊物上發(fā)表的原稿充實一些，八九年前有美國人的譯本，我已扔掉，也忘記那刊物的名號了。此外，無可奉告。匆復，即致敬禮。

錢鍾書，五月卅一日

在信紙上方的空白處錢先生補寫了如下幾行小字：

《林紓的翻譯》不是《林琴南的翻譯》。對原文不懂或不很懂而評論翻譯，似乎是中國特有的現(xiàn)象。“愛情風趣”等，是原作者的東西，論翻譯者時該指出他對原作能達出多少。

此信僅三百余字，卻意義重大。它不僅補充說明了《林紓的翻譯》一文在后來的增訂和出版情況，而且對長期以來林譯小說研究中存在的兩大“缺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坦白地說，錢先生所批評的兩大“缺點”對許多研究者來說，恐怕是終身都無法“改進”的，因為一個人既要對西文原著又要對中國的文言文都有較深入的認識和研究，這是一個很難達到的學養(yǎng)高度。問題是，“五四”以降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些人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降格為政治的附庸：只要研究對象是所謂的正面人物，他就一味地唱贊歌；只要研究對象是所謂負面人物，他就肆意地潑臟水。如前所述，林紓由于反對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在政治上早就被定性為“封建復古派”，因此，許多人對林譯小說的評論基本上都屬于簡單粗暴的丑化和否定。正因為這樣，錢先生對林譯小說研究中久已存在的兩個“缺點”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把學術研究降格為政治附庸的極左路線的一種批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那個各行各業(yè)都在撥亂反正的年代里，這無疑是相當重要的。錢先生對上述兩個“缺點”的批評可謂直來直去、毫不隱晦。錢先生對從事林譯小說研究必備的學養(yǎng)的強調(diào)，也隱含著他對某些研究者資質(zhì)的鄙視。在這里，錢先生直率、認真、自信乃至不無狂狷的個性風采也躍然紙上。

在上封信的“補白”中錢先生有“《林紓的翻譯》不是《林琴南的翻譯》”一語，這需要稍作說明。張老師在打印《林紓研究資料目錄索引》這個材料時，他們學校打印機的字盤上沒有“紓”這個字，而“紓”字出現(xiàn)的頻次又很高，倘一律用手寫添改，會影響油印件的美觀。當時若要買到“紓”這個字，還須專門到濟南的鉛字廠走一遭。為了爭取時間，張老師遂決定先將“林紓”二字一律改為“林琴南”打印。因此，收到錢先生的來信后，張老師給錢先生寄去一信，對上述情況作了說明。稍后，張老師又給錢先生寄去一信，報告了自己新發(fā)現(xiàn)的一些林紓資料，這樣就收到了錢先生的第二封來信。這封信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信紙上，同樣是從右至左，豎寫，內(nèi)容如下：

俊才同志：

上次信收到后，因事忙又實在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提供，遂未復，歉甚！我在第一次信里就告訴你我的情況：對于林紓的東西已十七八年未接觸。我手邊既沒有書，也沒有功夫出去查問。只因你有新發(fā)現(xiàn)而為你高興，并致祝賀。匆復，即致敬禮！

錢鍾書，十七日

在錢先生第二封來信的左下角，張老師有如下附注：“八一年七月二十日收到錢鍾書先生信。”一九八一年，錢先生已七十一歲高齡。這兩封信，錢先生均用毛筆書寫。落款他的名字“錢鍾書”三字合體，是他書信的慣例。毛筆是柔軟的，錢先生的心也是柔軟的，可他寫下的每一個字卻在柔軟中透出溫和的堅韌。我仿佛看到一位不卑不亢、安靜內(nèi)斂、孤直從容的學者，俯身在夕陽斜照的書桌上，開誠布公地書寫著自己心中的話語。又過去四十年，張老師依然完好地保存著包括錢先生在內(nèi)的諸位前輩的信札。如此深情的保護使得前輩學者的風骨，如同一支人性與文化的炬火，在下一代學人身上得到艱難的庚續(xù)。唯其艱難，彌足珍貴。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